明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，一個夏日的凌晨，一位老人在九江府官邸溘然長逝，這時人們才發(fā)現(xiàn)，這位老人身邊除了幾篋書籍，竟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，以至于喪事都無法辦理，最后還是一位謫戍九江的同鄉(xiāng)資助，才得以扶柩歸里。這位老人就是明代文壇大家，時任九江知府的朱曰藩。
    朱曰藩（1501～1561），字子價，號射陂，出身于寶應書香仕宦世家。其父朱應登與李夢陽、何景明等稱“十才子”，又為“弘治七子”之一，還與顧璘、陳沂、王韋并稱“金陵四家”。由于家學淵源，朱曰藩“幼而解音律，作詩句卓犖不群”，“不屑屑章句學，暇則讀古文，學為古歌詩，馳志建安黃初間”。嘉靖四年（1525），朱曰藩與王寵訂交。王寵不僅為明代中葉著名的書法家，他的詩文在當時聲譽亦很高，“以詞翰名吳下”，與祝允明、文徵明并稱于世，被譽為“吳門三家”。王寵“亦不屑舉子業(yè)”，于是和朱曰藩“雅同好尚，各出所蘊相論議商榷，清吟連日月，亹亹不倦，相得歡甚”，“競肆其力于漢魏六朝間，務探作者奇正以極其所往”，尋求人生情趣所在與文學命脈所系。這對青年朱曰藩詩文創(chuàng)作道路的影響是很深刻的，王夫之稱“子價自嘉、隆間中流一柱，前承枝山（祝允明），后開若士（湯顯祖）”，其源頭實在于此。
    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，朱曰藩進士及第，授烏程令，又得與劉麟等結社峴山的湖州文人游處。“劉元瑞免大司空，結社峴山，子價往從之游，幅巾布衣，壺觴嘯詠，人不知其為宰邑。”劉麟（1474～1561），字元瑞，號南坦，嘉靖七年（1528）以工部尚書致仕，早年與曰藩父應登為友，“東南稱才子四人，東橋顧公璘、南坦劉公麟、迪功徐公禎卿及凌溪先生也”。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，劉麟八袠初度，因其好樓居而力不能構，吳縣文伯仁遂繪成《神樓圖》，朱曰藩賦《神樓曲》，此事在三吳文人間傳為美談。也就是在這一年，由宦滇江南士人顧應祥為介，朱曰藩與劉麟等人一同問候遠在滇南的楊慎，從此朱、楊之交成為令時人欣羨的一段文壇佳話。
    楊慎（1488～1559），字用修，號升庵，正德六年（1511）狀元，官翰林院修撰，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因“大禮議”受廷杖，謫戍終老于云南永昌衛(wèi)。楊慎是明代最著名的文學家和學者，被近現(xiàn)代史學大家陳寅恪先生評為“有明一代，罕有其匹”。當時的文壇“正變云擾，而剽竊雷同，比興漸微，而風騷稍遠”，楊慎出于對七子派復古現(xiàn)狀的質(zhì)疑與矯撥，提出以“天然一種風韻”革易“抑揚太過”之審美褊狹及贗古流弊的主張。出于對當時文壇的反思，朱曰藩在所寄書中表達了對楊慎所代表的“斯文正脈”的真誠企慕，自然得到楊慎的由衷欣賞。而曰藩詩的“古不乖時，今不同敝”，又與楊慎本人的主張完全契合，遂被楊引為“千里神交，平生奇遇”的同道知音。
    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冬，曰藩由烏程令改官南京刑部，此后直到三十八年（1559）擢九江知府，除丁母憂歸里外基本居于金陵。有明一代，金陵作為南都，因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而成為人文薈萃之地，而此時的朱曰藩則成為其中的佼佼者。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楊慎為朱曰藩批選了詩集《池上編》，時人羨為“一時勝紙價，可諒百代傳”，而朱曰藩則以自己為中心，在金陵詩壇聚集了一批楊慎的崇拜者，后來，明末清初詩壇的盟主錢謙益，將此舉提升到與李夢陽、何景明等前七子分庭抗禮的高度。錢謙益闡述金陵文學源流時說：嘉靖中，“朱子價、何元朗為寓公，金在衡、盛仲交為地主，皇甫子循、黃淳父為旅人，相與授簡分題，征歌選勝。……此金陵之初盛也。”錢氏以金陵文學之初盛歸功于朱曰藩一輩，不但如此，更譽曰藩為“金陵諸賢之首”，可見朱曰藩在當時文壇地位之隆崇。
    朱曰藩不僅是文壇大家，亦是寶應家學的理學先驅(qū)。寶應家學是乾嘉樸學中揚州學派的淵源之一，著名學者張舜徽《清代揚州學記》就于清代揚州學者中首論寶應王懋竑。王懋竑的師承，清代著名學者劉寶楠說得很清楚：“明自姚江之學興而紫陽之學晦，邑人劉永澄父子兄弟崛起于曲學波靡之日，力宗朱子而參酌于涇陽、蕺山之間，可聘繼之，于是朱子之學復興。……康熙、雍正間，增廣生朱澤澐、編修王懋竑力守劉氏、喬氏之緒……可聘之曾孫漌、澤澐之子光進、懋竑之孫希伊、永澄之五世孫世暮、世暮子臺拱，各守其家學，躬行實踐，余韻流風至乾嘉之間不絕。”而在劉、喬二氏之先則有朱曰藩。與喬可聘、劉永澄子劉心學、王懋竑曾祖父王有容并稱“四賢”的朱爾遠，就是朱曰藩的曾孫，其所著有《性理纂要》和《歷代理學名臣贊》，正得自朱曰藩所著《理學纂要》的家傳，而朱爾遠又是朱澤澐的曾祖。此一傳承線索真可謂不絕如縷。
    朱曰藩的理學造詣首先還是得自家學淵源。其父應登曾官陜西按察副使，使提學，陜西是北宋五子之一的理學巨擘張載創(chuàng)立關學的根據(jù)地，學風素盛，朱應登在官“辟正學院，群秦士高等其中，置官設徒，豐餼嚴約，談經(jīng)講道，至者且數(shù)千指”，受此家風影響，朱曰藩年輕時就“肆力問學”，“自經(jīng)史百家以及二氏之說，皆獵其精華”。嘉靖八年（1529），后來成為理學名家的羅洪先（1504～1564），進京赴試，路過寶應，二人遂定交，此后又時時通書，“講修身立命之學”。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，在江西省吉安縣青原山，羅洪先與陽明后學的代表人物鄒東廓、王龍溪、錢緒山等人舉行大會，朱曰藩不僅與會，而且與羅洪先、王龍溪以吟詩倡和切劘道學，有《洗心亭為王龍溪賦次念庵殿撰韻》傳世，題中“念庵”者即羅洪先。王龍溪（1498～1583），字汝中，名畿，號龍溪，浙江山陰人，是明朝中晚期陽明學派的代表人物，對陽明學有重要發(fā)展，并對日本陽明學的形成與發(fā)展產(chǎn)生過深遠影響。而在朱曰藩文學交游所友的諸人中，唐樞為理學大家湛若水門人，顧應祥少嘗從王守仁（王陽明）、湛若水游，張寰亦嘗師從王守仁，黃姬水（黃淳父）的父親黃省曾亦從湛、王兩家之學。除此之外，朱曰藩與南中王門人物殷邁、薛應旗、唐順之，甘泉學案人物蔡汝楠也均有來往。與這些心學大家和有理學背景人物的廣泛交往，使朱曰藩成為寶應家學與陽明心學之間的重要橋梁和紐帶。
    可貴的是，雖然與這些學術名人交往，但朱曰藩卻能夠保持自己的學術獨立。他說：“君子之學，無所倚之謂圣，是故中正和平，言出為經(jīng)。”這使得朱曰藩在學術潮流面前做到了難得的學術清醒，沒有流入王學末流空談心性而不務實際的空疏學風，而是以“君子之學有諸己，效用于時，隨其分之所至，皆足以惠澤吾人”的用世精神，以“凡身之通塞、資之崇卑，胥不顧焉，自盡吾心而已矣”的人格操守和“民有大患，以身捍之”的非常勇氣，為寶應后學的為官做人和學術傳承指明了方向。
    也正因為如此，朱曰藩才不僅成為了一代文壇大家，成為了寶應家學的理學先驅(qū)，同時也成為了鞠躬盡瘁、死而后已、勤廉一生的一代循吏，其身后不僅入《明史•文苑傳》，而且入祀浙江烏程、江西九江名宦祠和家鄉(xiāng)鄉(xiāng)賢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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